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五，寄居广济寺的山西举子杨光年、四川举子田秉义等十数人就《京都条约》一事著文多篇，猛烈抨击此条约待东瀛过苛，有违仁恕之道，索要战争赔偿更是利字当头，于圣人理念相悖，实属强盗之行径，主张废除此条约，以宽仁待人云云，因着杨、田二人皆是名士，文章一经写出，京师文坛立马起了轰动，再加上有心人的推波助澜，几乎是一日之内，便已在京师各处哄传了开去，京师百姓无不为之热议连连。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六，京师名士杨文言、周昌言等数十文坛好手纷纷著文反驳杨光年等人的文章，提出了君子之仁与妇人之仁的区别，主张内外有别，更举出了明朝中叶倭寇乱华夏之事，以明证倭人生性残暴不仁，不值得教化，唯有强权以平之。这么些文章一出，同样很快便传遍了整个京师，引得京师百姓无不为之瞩目，争论之风顿时大起了，无论茶馆还是酒肆，到处都在热议着双方的大辩论，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，京师上下哄乱一片。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九，左都御史纳兰揆叙上本，明章拜发，明确反对《京都条约》，以索要战争赔款为不仁，驻军京都为不义，又以海外驻军徒费米粮等诸般名义，弹劾主持草拟此条约的老十三与弘晴，此本一上，朝野为之哗然，不旋踵，山西巡抚希福、安徽巡抚孙长鸿等诸多地方大员的本章也已到京，所奏尽皆反对《京都条约》；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一日，河南巡抚荣柱、北河总督陈启栋、福建巡抚孟光祖等地方大员的奏本也送到了京师，对《京都条约》则是持强烈赞成之意见；至此，两方面的诸多官员纷纷摆明了立场，朝局风云顿时便诡异了起来，好一派“风雨欲来烟满楼”之紧张气息！